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政党政治逐渐成为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而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就成为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维护自身利益、实现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党的建设状况不仅关系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能否实现，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工人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并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如何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这一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建立在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般理论基础之上的。这种一般理论，主要是指毛泽东在党的建设上所提出一系列独创性的内容，其中包括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等。这些独创性的内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基本原理，又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是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需要继续遵循的重要指导原则。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以后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紧紧围绕党执政以后自身建设要解决的新问题，认真总结执政以后党自身建设的实践，并借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本文拟对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主要内容、鲜明特点及其意义和局限作一概要考察，以期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有所启示。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涉及面很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党在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二是关于党执政以后的主要任务和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三是拒腐防变问题。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思考是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个历史方位就是：党从一个领导和依靠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党，转向一个领导和依靠人民执掌政权、巩固新制度、建设新国家，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党。处在这样一种历史方位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然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思考的重点。毛泽东的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加强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和思考，正是围绕这一核心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要正确处理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关系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毛泽东看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毋庸置疑地应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他在1954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①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取得，是由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及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从党成立后在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程中，党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无数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和英勇奋斗换来的伟大成就，使自己成为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并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②。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一些人对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领导地位的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坚持把“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③，作为判断言论是非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如何处理好各方面的政治关系？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一是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④，“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⑤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党执政必须依靠的力量，是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⑥这里，毛泽东突出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揭示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的态度。

二是正确处理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1949年建立的国家政权是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民主党派丧失了原来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这样，如何对待民主党派并处理好这种关系的问题就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在总结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⑦。坚持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否长期存在下去……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⑧。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就需要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更需要接受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在全国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和党的八大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多党合作、处理党派关系的方针得到正式确认，成为正确处理我国党派关系的指导方针。

三是正确处理好共产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必须通过具体的组织机构来加以保证。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各级政府机关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至于如何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党的八大提出了一些设想，强调党不能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不能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的界限等。虽然党政职能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并未分开，但毛泽东关于党要领导国家政权和不能混淆党政工作界限的原则设想是正确的。

四是正确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国外政党的关系。在同国外政党的交往上，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局限，中国共产党同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交往较多。在如何处理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交往的关系方面，毛泽东一贯主张各国党应该独立自主，不论其历史长短、党员多少、执政与否，都应该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别国党之上的“老子党”、“领导党”。同时，毛泽东也主张可以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进行交往，他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该成为党际合作的障碍，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可以求同存异和相互合作的。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贯穿着独立自主、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原则，体现了国际政党关系民主的精神，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交往的基本原则。

二、党执政以后的主要任务是从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转变为努力建设一个新世界，全党必须加强学习，学会管理和建设，提高建设能力和管理水平

毛泽东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因而解放了被旧的反动统治所束缚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政治前提。但是，“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⑨。党在全国执政后，要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一次新的长征——努力建设一个新世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毛泽东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党提出了这个伟大的任务。他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因此，必须尽快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转变到努力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经济建设。要把党和党的军队从只会进行军事斗争转变到“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他强调，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因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⑩。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应当具有的管理和建设能力的问题。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主要工作任务也从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变为领导经济建设、巩固政权、建设一个强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和任务的这一重大变化，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学习、提高党领导国家建设能力的任务。他指出，随着革命的胜利，“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11)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加强学习，善于学习，尽快学会那些我们虽然不熟悉但对管理和建设国家却是极端重要的本领。他坚信：“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2)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正是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迫切要求，是全党加强学习的重要性紧迫性之关键所在。

毛泽东从提高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能力角度，阐述了学习的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

在学习对象上，毛泽东主张党员干部要向内行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向自己所犯的错误学，向外国学。

一是向内行学习，学经济、学技术、学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13)通过学习，改变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的状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到来之际，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4)

二是向群众学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时，毛泽东就强调，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毛泽东要求全党的领导干部都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在作决策时必须先搞实地调查，了解实际的情况和群众的态度，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因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来源于群众”。(15)在毛泽东看来，向群众学习，不仅是干部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也是干部增长才干、提高本领、做好工作的重要方法。因此，他主张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克服做官当老爷的不良习气。

三是向实践学习，以便总结经验，少犯脱离实际的错误，做好工作。毛泽东一贯重视在实践中学习，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强调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仍然强调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学习，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指出，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16)在经历了“大跃进”错误实践之后，毛泽东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17)显然，毛泽东强调向实践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学习，是为了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而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办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

四是向自己所犯的错误学习，避免再犯类似错误。毛泽东非常赞同列宁关于一个郑重的党应当如何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观点，认为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一个郑重的党在于它能够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并公开改正。他在1960年6月所写的《十年总结》中指出：十年来“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8)。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在犯错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党只能是承认错误，主动纠正错误，并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和环境，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也就是从错误中学习，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犯类似错误，变坏事为好事。

五是向外国学习。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9)他认为，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总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什么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其长处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是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号召全党要下苦功学习的同时，也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要求。他在谈到学习内容时说：“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这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20)概括说来，毛泽东主张执政党的党员干部在学习的内容上，要学政治理论、科学技术、人文社科理论以及其他有关知识。在学习的方法上，毛泽东则强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照抄照搬。

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把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21)“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2)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23)。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把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主要标志，也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必然要求。

二是要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历史文化的学习和继承。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强调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4)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仍然强调要重视本国的历史，指出“历史总是要重视的”(25)。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以艺术为例进一步阐述了正确对待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问题。他认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国人在学习外国的东西的同时，“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26)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也明确表述了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的问题，强调“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27)。毛泽东还提出了有些中国特殊的好的东西“可以国际化”的问题，并且特别提出了“标新立异”和“多样化”的问题。他指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还是要多样化为好”。(28)总之，毛泽东主张学习历史文化，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主张吸收消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主张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述深刻的道理；主张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文化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29)，进而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三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和管理经验，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30)。毛泽东认为，就近代文化而言，我们要承认，外国比我们的发展程度高。对于外国有用的东西，我们都要学到。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比较落后，因此要特别努力向外国学习，但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他特别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评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31)毛泽东认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32)。这就指明了中国向外国学习的目的是洋为中用，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自主创新。毛泽东还认为，我们不仅是在一穷二白的现阶段要向外国学习，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向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还要谦虚谨慎，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一万年都要学习。(33)这就把向外国学习的任务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提了出来。

四是要学习党的历史和传统。党的历史和传统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助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工作，少犯错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即提出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在延安整风中收到良好效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明确提出了“继承党的传统”问题，并特别提出“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34)。毛泽东还在多种场合回顾党的历史，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他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便是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典型范例。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回顾了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指出了十年来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不足，同时也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35)显然，毛泽东强调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目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党的工作。

五是要努力学习和吸取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引以为鉴。由于我国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苏联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很有借鉴作用。由此，学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特别指出：“苏联的经验比较完全。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36)正是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以苏为鉴，提出了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并对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总结我国建设实践和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应该说，毛泽东一贯重视全党的学习，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将其视为党内生活“科学化、政治化”的主要途径和举措，并首创了“整风”这一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形式。在党取得执政地位后，毛泽东强调执政党党员要下苦功学习，就是要党尽快适应执政后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学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担负起领导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为此，他号召全党一定“要振奋精神，下苦功学习”，“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37)重温毛泽东关于执政党要振奋精神下苦功学习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启迪。

三、党在全国执政后务必保持优良传统作风，要坚决开展反对腐败的斗争，并把拒腐防变与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得逞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会面临着比革命时期更加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执政党担负的艰巨、复杂而繁重的任务，也来自执政党自身有可能出现的腐败变质。在这种情况下，党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如何担当起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如何拒腐防变，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对于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性的思考。他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出发，结合执政党面I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执政党拒腐防变的战略思想，并对防止和平演变的途径和措施进行了探讨。

一是执政党必须坚持“两个务必”，注意拒腐防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分析了党在中国革命胜利面前自身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而这些捧场可能征服党的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此，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面前，要避免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情绪，要防止警惕和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号召全党坚持“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8)“两个务必”及时敲响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要拒腐防变的警钟。

二是执政党必须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地位、党的使命以及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深刻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因腐败而灭亡的教训，提出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他认为反对腐败是执政党的一项大的斗争，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39)。他认为，浪费虽与贪污性质不同，但造成的损失大于贪污，且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资财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因此也必须严惩浪费。而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对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事前毫无察觉、事后又不厉行惩治，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40)他强调，对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斗争绝不动摇，对国家机关内的腐败分子坚决惩治，绝不手软。

鉴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内出现贪污腐败现象，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三反”运动，并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41)为了适应执政党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党和人民政府在制度建设、组织机构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就反腐倡廉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有效地防止了党和国家机关内腐败现象的蔓延。

毛泽东还把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与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联系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这种动态一出现，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惕。毛泽东提醒人们警惕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并把严防党内的腐败现象看成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措施之一。他认为，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能否得到及时清除，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能否得到有效遏制，关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是否变成现实性的重大问题。他曾多次谈到，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滋生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必须毫不手软地予以清除。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出了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同党内各种腐败现象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蜕化变质以及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作斗争。他经常思考反对官僚主义、警惕产生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担心党的干部一旦被腐蚀侵袭，党外也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42)。他努力寻求恰当的方式来发动群众对干部进行民主监督，揭露和克服党内的阴暗面，并认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43)。

尽管1957年后毛泽东对克服党内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有效途径的寻求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而未能收到满意的效果，甚至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他关于反对腐败现象、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基本思想和决心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特别不能允许党和国家工作机关出现腐败现象，并对执政以后反腐倡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艰难探索，提出了反腐倡廉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其中包括反腐倡廉斗争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和国家长治久安、反腐倡廉应走民主治腐的新路、思想建党和严肃惩治是反腐倡廉的根本举措、群众运动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形式，等等。这些重大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仍有重要启迪。

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队伍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他早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执政后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20世纪50年代末杜勒斯抛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促使毛泽东更加关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队伍的培养，并把接班人的培养同防止“和平演变”联系起来。在毛泽东看来，防止和平演变，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要高度重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充分认识和平演变战略的危害性，指出要警惕和防止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出现修正主义，认为这是保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他坚信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打垮中国共产党不容易，但认为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变质分子而又没有受到有效制止，党和国家就有可能改变颜色。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特别是取决于执政的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他认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防止和平演变、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重要战略措施。针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认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几个条件，即：(1)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3)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4)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因此，我们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44)

接班人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实现的。对此，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一是及时明确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方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从过去大批地迅速地提升干部职务的方法改变为稳定干部职务、提升干部能力的方法”，“使干部的工作专业化，避免不必要的调动”；二是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要求“政治家要懂些业务。……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45)；三是提出了一系列干部队伍建设的措施，建立起参加体力劳动制度、轮训、交流制度和干部教育和管理制度。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是他晚年留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在经过了几十年来的实践检验之后，可以看出，在这份丰厚的思想遗产中，既有深刻的、表现了很强的历史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正确论述，也有对当时现实情况的主观主义的估量和理论上的偏颇。我们应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合理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十分丰富，且具有鲜明的特征，这就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来研究党的建设的新问题，从保持党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出发，把执政党的建设与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联系起来，与推进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变换联系起来，与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联系起来，整体思考和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问题。这些既是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也是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特点，又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毋庸讳言，毛泽东在思考和探索执政党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失误，集中表现为指导思想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政治路线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在上述理论、路线指导下的党的建设的方针，认为党组织应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应是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样一种党建目标和党建方针，严重背离了执政党管理和建设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既不能正确指导执政党建设，也严重损害了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

毛泽东在思考和探索执政党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失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帝国主义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而引起的高度警觉，也有因苏联变化而引发的“党变修、国变色”潜在危险的担忧；既有对党和国家机关存在的阴暗面的夸大，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既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健全的深层原因，也有毛泽东勇于探索、独辟蹊径却又严重脱离当时实际的主观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甚清楚，以及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认识不甚清楚，甚至还存在着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错误认识。这是需要后人认真总结和借鉴的。

尽管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中的一些观点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观点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有的观点还需要我们做深入细致的剖析和辩证分析，但总体说来，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极为深刻和富有远见的，其基本精神将对我国加强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机关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起长远的指导作用。在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无疑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获得重要启迪。